如何提振消费:刺激还是改革?

博融之坚 2023-02-02 5.84 W阅读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罗志恒

  研究助理:徐凯舟

  十九大以来,中央对消费和投资的定位就比较清晰,分别是要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性作用”;近日《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再次对此做了强调。疫情以来,受制于居民收入增速放缓、消费场景受限,居民预防性储蓄上升,消费总体低迷。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扩大内需成为未来时期的重要工作,但是刺激只能解决短期部分问题,中长期看依靠政府企业居民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缩小贫富差距、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等改革。

  一、当前我国消费存在的问题

  一是消费对国民经济的贡献近年来虽有上升,但在国际比较中仍偏低,经济由投资驱动转为消费驱动仍需时间。2010年以来,消费对经济的贡献持续提高,最终消费率(最终消费支出/GDP)从2010年的49.3%上升到2021年的54.5%。其中,居民最终消费支出/GDP从2010年的34.6%上升到2021年的38.5%,总体上仍不高,不仅低于同期美国的68.2%、日本的53.9%、欧元区平均值的51.1%,也低于金砖国家(不包括中国)平均值的57.7%,中国较金砖国家低了近20个百分点。

  二是居民消费率(人均消费支出/人均可支配收入)近年来整体下行,疫情爆发以来更是急剧下滑,与就业形势和经济预期较差导致预防性储蓄攀升有关。居民消费率从2013年的72.2%下降到2021年的68.6%,2022年前三季度快速下降到64.7%(农村为81.5%,城镇为59.7%),大幅下降7.5个百分点。主要是支出比收入下降速度更快,前三季度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和实际增速分别为5.3%和3.2%,而人均消费支出名义和实际增速分别为3.5%和1.5%。

  三是消费结构上,我国恩格尔系数远高于发达国家,结构升级有较大空间。我国恩格尔系数2017年首次低于30%,2021年达到29.8%,2022年前三季度反弹至30.4%,总体仍明显高于美国(8.1%)、英国(11.3%)、德国(13.9%)、韩国(16.5%)和日本(18.2%),从长期看消费升级有较大空间(中国数据源自国家统计局,国际数据源自美国农业部经济分析处2018年数据)。

  四是中低收入人群和高收入人群的消费分层现象凸显。以汽车为例,近年来高端车系销量整体高于整体汽车销量增速。今年前10个月,奔驰、宝马、奥迪销量之和较2015年同期增长50.6%,而全部轿车销量下降9%。

  二、我国消费问题的四大成因

  一是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就业形势恶化,居民预期转差,消费能力和边际消费倾向双降。从消费能力看,近年来宏观经济下行带动新增就业和居民当期收入增速放缓。疫情对中小微企业的打击较大,计件工资、弹性工资制、临时工等中低收入人群受影响明显,裁员、降薪等带动今年上半年居民实际收入同比负增长。经济陷入“经济下行-就业恶化-收入放缓-消费下行-经济下行”的恶性循环。从边际消费倾向看,居民的未来收入预期未根本性改善,预防性储蓄上升。

  二是居民杠杆率上升,房贷的还本付息压力大,实际可支配收入下降,抑制消费。国际清算银行数据显示,2021年底中国居民部门杠杆率上升到61.6%,高于同期新兴经济体平均水平的50.9%。

  三是贫富差距拉大导致整体边际消费倾向下降,消费分层折射出收入分层和社会分层,高收入人群消费升级和低收入人群消费降级并存。低收入人群边际消费倾向高,但收入占比偏低。我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在2015年触底后上升至2021年的0.466。根据五等分划分,2021年的前20%高收入户与后20%的低收入户可支配收入之比为10.3倍,其中城镇高收入户与低收入户可支配收入之比6.1倍,农村为8.9倍。此外,考虑到财产性收入,社会贫富差距更大。

  

  

  四是社保制度不健全,预防性储蓄上升。我国目前的医疗、教育、养老等社保的水平有待提高、覆盖面有待进一步扩大、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有待进一步提高,居民仍然“不敢消费”。近年来,医疗、教育、社保与就业三大类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从2015年的32.5%,升到2021年的36.8%,上升了4.3个百分点,但仍明显低于发达经济体的60%-70%的水平。

  

  

  三、提振消费必须依靠改革,短期刺激作用有限

  通过发放消费券和现金的方式设定限时消费,短期是有必要的,对于经济社会稳定是有利的。这固然是好的,但是可能加重地方财政问题,以及中西部缺乏动力发放消费券来拉动东部地区的生产。我国增值税、所得税等根据生产地缴纳,中西部发放消费券,相应商品来自东部,产生的增值税、所得税在东部,实质上是中西部在支持东部地区。同时,要看到短期刺激消费取得部分效果的同时,但后果却是透支后期消费,并未从根本上解决消费能力和边际消费倾向的问题。“十四五”期间扩大并提振居民消费要从增加居民收入、提高边际消费倾向两方面入手,以五大改革为抓手,真正做实“内需”,促进“双循环”。

  一是要进一步改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通过完善税制、增加转移支付、加快农村土地市场化流转等方式,提高居民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鉴于当前个人所得税和增值税已经下降且财政压力日益增大,提高居民收入分配占比不宜再通过大规模减税的路径,而可以采取完善税制、加大政府对居民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的转移支付力度、加快农村土地和住宅的市场化流转以提高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个税方面,按照物价水平动态调整基本扣除额,从当前的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税制走向综合征收,改变目前个税征收有利于财产性收入而歧视劳动性收入的状况,对各类收入的税率做到一视同仁,加大对娱乐明星直播等畸高收入人群的个税征缴,真正发挥个税的收入调节功能;消费税方面,将高污染、高耗能行业产品纳入消费税税目并提高税率,同时对于已成为大众消费品的部分产品不再征收消费税;尽快开征房地产税,主要发挥其“均贫富”的功能;适时研究推进遗产税赠与税。

  二是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降低财政供养人员和基建支出比例,支出结构从以“物”为主走向以“人”为主。进一步提高财政支出中教育、养老、医疗等社保的比重,解决居民的后顾之忧,减少预防性储蓄。对于人口流出的区县实施合并,降低财政供养人员。

  三是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加快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稳定农民工预期,提高边际消费倾向。当前地方政府对高技能劳动力持“抢人”态度,但对低技能劳动力和随迁家属持“赶人”态度,以农民工为代表的低技能劳动力的预期不稳,不敢消费而是储蓄。地方政府更关心GDP和财政税收,不愿承担相应人员的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公共服务未能完全与常住人口挂钩,根本上源于中央与地方在流动人口的医疗、教育和养老等方面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不清。建议提高中央在流动人口的医疗、教育和养老等方面的事权和支出责任,提高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中常住人口因素的权重。

  四是从供给端发力,优化供给结构,进一步提升高端制造业在制造业中的比重。提升中高端产品的供给,提高产品质量,促进大量的海外购物和奢侈品消费回流本土市场,满足中高收入者的需求,同时促进消费和产业结构升级。

  五是放宽旅游、文化、医疗、养老、教育培训和家政服务等服务消费领域的市场准入,鼓励民营机构参与竞争,加强标准建设和有效监管。

  风险提示:经济恢复慢于预期,政策力度低于预期。

  分析师: 罗志恒,执业编号: S0 30052011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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