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枪支暴力引发公众对公共安全境况担忧
加拿大持刀刺人事件、美国枪支暴力引发公众对公共安全境况担忧
暴力不休 何谈安全
“这种暴力在我们国家无立足之地”“可悲的是，在过去的几年里，像这样的悲剧已经变得太普遍了”。近日，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就发生在萨斯喀彻温省的连环恶性伤人案发出如是感慨。英国《卫报》称，这起事件是加拿大现代史上“最致命”的杀人事件之一，在整个加拿大引起巨大反响。
一段时间以来，在一些西方国家，枪击等恶性事件频发，公众对安全的担忧挥之不去。为什么悲剧变得“普遍”了？置身西方发达国家，公众为何对国家公共安全境况产生担忧？国民安全感从何而来？记者进行了采访报道。
“这两人今天清晨闯进不少人家，毫无来由刺伤很多人”，加拿大现代史上“最致命”刺人事件造成11人死亡、19人受伤
当地时间9月4日，加拿大一则警方通报打破了周日的平静。当天，萨斯喀彻温省詹姆斯·史密斯·克里原住民居住区及韦尔登镇等地发生多起持刀袭击事件。
当地时间4日5时40分起，萨斯喀彻温省多地警方陆续接到发生刺人事件的报警电话。调查显示，两名男子实施了系列袭击，随后开车逃离现场。
“这两人今天清晨闯进不少人家，毫无来由刺伤很多人。”一些受害家庭在社交媒体上描述称，嫌疑人的作案方式多为入室行凶，而且手段很残忍。他们挨家挨户地敲门，等到有人来开门时便直接闯入，对受害者不由分说直接持刀袭击。一些住户没有应答，二人就索性破门而入。
萨斯喀彻温省警方助理专员伦达·布莱克莫尔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警方在13处地点发现受害者，一些人似乎遭到“针对性”袭击，一些人则似乎遭到“随机”袭击，目前判断作案动机“极其困难”。北京科技大学文法学院教授杨志云称，考虑到嫌疑人连续实施无差别杀人，老幼妇孺也未能幸免，具有很强的“预谋性”和“反社会”特性。
警方确认两名嫌疑人是兄弟关系，其中一人9月5日被证实已经死亡。另一名嫌疑人则于当地时间9月7日15时30分左右被抓获。至此，包括嫌疑人在内，该案已造成11人死亡、19人受伤。
此案中，嫌疑人使用的凶器为刀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刘为军告诉记者，《加拿大刑法典》虽然规定了对自动打开刀具和带有刀具功能饰品的管制，却未将砍刀、刺刀等可能危及群众生命安全的刀具纳入管制范畴，相对宽松粗放的刀具管制规则是加拿大多次出现严重持刀杀人案件的原因之一。
据加拿大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年全国杀人案中1/3是持刀袭击事件，仅次于枪击。为推动尽快在全国实施手枪禁令，加拿大自2022年8月19日起禁止进口限制级手枪。不过，从美国非法走私入境枪支，仍长期困扰加拿大。
2020年4月，新斯科舍省一名牙医从美国缅因州走私3件武器，假扮警察在13个小时内杀害了22人，制造了该国历史上最为惨烈的枪击案。美国媒体刊文称，自2014年起，加拿大枪支暴力一直呈上升趋势，许多枪杀案集中在多伦多的低收入社区。多伦多警察局表示，2021年当地“86%的犯罪手枪都来自美国”。
此外，该案发生地也引发外界关注。萨斯喀彻温省南与美国接壤，是加拿大的能源、矿产和农业大省，117万居民中大约1/10是原住民。官方数据显示，从2015年到2020年，加拿大涉及原住民受害者的他杀率比非原住民高6倍，而萨斯喀彻温、曼尼托巴以及阿尔伯塔正是涉原住民受害者他杀率最高的三个省份。加拿大统计局8月2日公布数据显示，2021年全国凶杀案发生率连续第三年上升，共报告788起，相当于每10万人中有2.06起，在原住民中则多达每10万人9.17起。
“这无疑是加拿大公共安全的一起悲剧性事件，加拿大民众的不安全感持续发酵。”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董春岭注意到，受该事件影响，对自身国家公共安全境况的担忧、反思类的报道迅速成为加拿大民众关注的焦点。
“美国每年都会发生数百起大规模枪击事件，破坏了人们的集体幸福感和公共安全感”
“你经常听到这些数字，但你从来没有把名字和受害者联系起来。我想让你看看我儿子是谁。”在美国国家建筑博物馆“枪支暴力纪念项目”展览中，一位母亲的诉说令人痛心。2006年，她的儿子在芝加哥筹备一场音乐会时遭枪杀，年仅18岁。
4个展区，每个展区用玻璃砖搭出700个小格子，每个小格子展示一位受害者的照片、姓名、个人经历、生前物品、遇害日期等——这个讲述约2800名死于枪支暴力的普通美国人悲剧的展览，控诉着枪支暴力给美国社会造成的持续性痛苦。
“美国是枪支暴力最严重的国家。”南开大学人权研究中心主任常健展示了一组数据：美国人口仅占全球人口的4%，却拥有全世界46%的枪支，民间枪支保有量高于排名在其后的9个国家的数量总和；在所有富裕国家中，美国枪支谋杀率和自杀率均居首位，2021年美国“一次死伤4人以上”的恶性枪支暴力事件共发生693起；美国儿童和青少年死于枪击的概率，是其他31个高收入国家总和的15倍；枪支泛滥加剧暴力犯罪，犯罪率上升迫使民众感觉更有必要拥枪自保，由此形成恶性循环，2020年黑人购枪数增长了58.2%，亚裔购枪数增长了43%，约40%的枪支销售为首次购枪者。
《纽约时报》注意到，“美国每年都会发生数百起大规模枪击事件，破坏了人们的集体幸福感和公共安全感。”
2022年5月24日，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小城尤瓦尔迪，刚满18岁的拉莫斯先后“合法购买”了两支步枪和375发子弹，然后到罗布小学疯狂射击，导致19名学生和2名教师死亡。美国Axios新闻网站2022年6月6日报道称，最新民调显示，超过一半的学生家长表示，他们的孩子在罗布小学校园枪击案发生后感到害怕和悲伤。6月11日，全美多地举行超过450场反枪支暴力示威活动，上万人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美国国家广场聚集，高呼“受够了！”
枪支暴力，只是近年来美国犯罪率不断攀升、民众不安全感愈发明显的表现之一。
国新办发表的《2021年美国侵犯人权报告》写道：“美国一直是世界上暴力犯罪率高企的国家之一。控枪措施停滞不前，枪支暴力问题丛生；警察歧视性执法，滥杀无辜激发民愤；执法人员有罪不罚，司法不公饱受诟病；错案冤案无法得到有效纠正赔偿，监狱囚犯遭受虐待；家庭暴力、青少年暴力明显增加，民众生活在缺乏安全的恐惧之中。”
《纽约时报》公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美国的谋杀率上升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最高水平。2020年，美国的谋杀案同比激增超过27%，为60年来最大涨幅。据该报分析，美国犯罪率飙升有三大原因：疫情扰乱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帮助降低犯罪率的社会服务突然消失了；弗洛伊德案发生后，警察可能减少了反暴力的行动，但更多公众对警方失去信心，导致街头暴力与私刑事件频发；美国人在2020和2021年购买的枪支数量比前些年大幅增加，更多的枪支导致更多的暴力。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评论员弗丽达·吉蒂斯直言，暴力案件数量的上升导致成千上万的美国人死亡，数百万人感到脆弱和不安全。
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
中国人常说，平安是福。在这个拥有14亿多人口、幅员辽阔的发展中国家，平安，已沉淀在如常岁月，映照在万家灯火。
“中国到底有多安全？”在美国“问与答”网站，曾于上海、重庆、深圳居住过的网友Lom Harshni结合自己的经历给出答案：“我是女性，我常常深夜从地铁站走路回家，从不害怕。我也允许11岁的小女儿独立坐地铁，因为没啥可担心的。”
不少外国人注意到，在中国，人流密集的地方都有身穿制服的警察维持公共秩序；搭乘轨道交通，进入火车站、飞机场等公共场所，要自觉配合接受安检；即便在广袤乡村，视频监控、技防设施组成的治安防护网也在守护安宁；此外，中国政府禁止非法持有枪械，这一条就足以让人们没有安全上的顾虑……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李春华展示了一组数据：2020年，我国刑事立案总量实现5年连降，八类主要刑事案件和查处治安案件数量实现6年连降。我国是命案发案率最低的国家之一，每10万人中命案数为0.56；是刑事犯罪率最低的国家之一，每10万人中刑事案件数为339；是枪爆犯罪最少的国家之一，2020年全国涉枪犯罪实现3年连降，较2017年下降54.3%……国家统计局对当前15个主要民生领域现状的满意度调查中，对社会治安的满意度排在第一位。
新时代，“平安中国”有数可考，有事可述。
黑恶势力犯罪是危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侵害人民群众安全感的最典型犯罪。为期三年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和常态化扫黑除恶成效显著。据国家统计局调查，群众普遍认为“社会治安持续好转”“社会风气持续好转”。2021年群众对扫黑除恶斗争成效的满意度为96.19%，同比上升了0.77%；普遍认为“生态环境”“交通运输”和“教育卫生”等行业乱象明显得到改善。
平安建设既要抓末端、治已病，更要抓前端、治未病。党的十八大以来，覆盖城乡、便捷高效的人民调解组织网络铺展开来，每年调解矛盾纠纷达900多万件，其中近80%的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为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作出积极贡献。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靳高风总结，从横向、纵向比较来看，中国以犯罪数量减少、严重暴力犯罪占比较低和社会治安持续向好的实际效果，有效统筹了发展与安全。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于冲认为，中国国民安全感的提升，是我国始终保持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的具体反映。
“你对当地警员有信心吗？你在所居住的城市走夜路感觉安全吗？过去一年，你或家人遭遇过金钱或财产失窃事件吗？你遭遇过人身伤害或抢劫案件吗？”美国民调机构盖洛普发布《2021年全球法律与秩序报告》显示，中国以93分与阿联酋、瑞士并列第二，较上一年跃升一位，连续三年上升，显示国民具有很高的安全感。美国则一直在二十名开外。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
“我国使严重暴力犯罪成为了‘偶发性’犯罪类型，与美国的‘普发性’形成鲜明对比”
社会治安意义上的公众安全感，是指公众对社会治安状况的主观感受和评价，通俗地讲，就是社会治安问题对公众安全所产生的心理影响。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伍先江介绍，公众安全感主要受社会治安状况、社会治安工作等客观因素，公众心理等主观因素，以及媒介信息传播等社会环境因素影响。
“社会治安状况是影响公众安全感最基础、最根本的客观因素。”伍先江称，新时代我国公众安全感稳步提升，最根本的影响因素就在于社会治安状况的持续改善。具体表现为：包括侵犯公民人身、财产安全和个人信息安全的各类刑事犯罪案件(刑事发案率)、治安违法行为(治安案件发案率)的稳步下降；影响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和公共安全，包括火灾、踩踏等在内的各类治安灾害事故发生的稳步下降；影响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各类社会安全事件发生的稳步下降。
“随着国家综合国力的显著提升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确立，人民群众在系统上、整体上、社会面上的感受是高度安全的。”于冲说。
“新时代，我国公众安全感不断提升并长期处于世界前列，这不是凭空产生的。”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翟金鹏分析，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全面实现脱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源头上减少了各种社会矛盾和治安问题的发生，是高安全感的宏观背景；居民收入较快增长，收入差距稳步缩小，是高安全感的现实物质基础；“平安中国”建设扎实推进，社会治安持续好转，是高安全感的关键因素；社会保障“安全网”越织越密，是高安全感的重要保障。
“我国使严重暴力犯罪成为了‘偶发性’犯罪类型，与美国的‘普发性’形成鲜明对比。”刘为军说。
“为何美国在9·11之后连续发动多场反恐战争，本土恐怖主义、枪支暴力却愈演愈烈？为何美国乐此不疲地追求全球霸权，美国民众却越来越没有安全感了？为何美国可以在短时间内将军力投送至世界各个角落，却在本土遭受自然灾害、安全威胁，民众亟需救援的时候人手短缺、行动缓慢？”董春岭追问。
“这背后既有制度层面的原因，也有安全观念的因素。”董春岭分析，从制度层面看，当前美国两党党争加剧、政治极化、行政效率低下，同时既得利益集团的干预，控枪、非法移民等关乎民众切身安全利益的重要议程久拖不决；从观念层面看，对于追求霸权的美国而言，其国家安全的关注重点往往是传统安全、外部安全、国土安全，而国内安全，尤其是公共安全、社会安全、民众的人身财产安全往往没有被纳入到国家安全的重点关注范畴，这种观念的局限在其冷战后的国家安全主要战略文件中不难发现，在实践中所产生的“安全悖论”也比比皆是：美国能够轻易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发动对伊拉克的战争，却在面对“卡特里娜”飓风来袭时束手无策，近2000人因此遇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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